臭名昭著的“暗黑实验室”起底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01/20
14:31
争议持续，周边居民离奇患癌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指出，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转型为癌症研究中心后，科学家仍在此地参与他们所谓的“医学防御B.W.研究”，研发可能被用于对付美军的任何细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剂。五角大楼对此已确定了多种可被用于发动生物战的致命疾病，它们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单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热、炭疽热和出血热等。
“为此，我们正在从事一种独特的医学防御研究。”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巴奎斯特（Richard Barquist）上校说道。
有舆论继续批评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强调“进攻性”研究与“防御性”研究之间实质上几乎没有区别。对此，巴奎斯特上校表示同意，“虽然就研究而言，两者确实没有区别，但是我们不研制生物武器，这全都是医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从事“防御性”研究之后，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仅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每日上班时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连实验室周边居民也“折寿”了。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为期18个月的审查中发现五角大楼有关研究化学和生物武器防御措施的安全程序中存在“严重缺陷”。
参议院在报告中指出，在国防部对疫苗、药物和设备的研究中，“规章制度不合理、安全措施松懈和安全措施失效等问题的数量自1980年以来已增长了五倍”。报告还列举了德特里克堡发生的涉及生物研究的事故，其中包括火灾与制剂泄漏等。
五角大楼则仅仅对此回应称将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与国会一起努力，以确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标准，却对是否会继续生物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但随后的情况并未好转，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实验室声誉随之一落千丈。
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伴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们难免提心吊胆。
另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11年消息，尽管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周边的居民一直在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可能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军却对此回应称，陆军已清理了4000吨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铺设了防渗漏层，居民完全是杞人忧天。
研究了过去二十年该地区癌症发病率的马里兰州卫生官员也对此表示，没有发现任何污染物浓度超标的证据，当地居民的癌症发生比率也没有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当地一位名为怀特（Randy White）的前牧师兼商人却指出，马里兰州的癌症登记系统不仅不完整，而且已经过时。怀特声称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在30岁时死于脑癌，另一个腹中也长了肿瘤，而他的前妻也于2010年11月死于肾细胞癌，怀特的母亲也在2011年9月确诊患有黑色素瘤。对此，医生告诉怀特，她们的病情很可能是由周围的环境引起的。
正因如此，怀特雇用了流行病学家和毒理学家来检测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空气、土壤以及水的污染情况，除此之外，他还向邻居询问了各自的健康史，并测量其血液中的毒素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德特里克堡周边地区确实存在污染物泄漏的情况。
与此同时，《巴尔的摩太阳报》刊文指出，德特里克堡基地西侧面积达161公顷的B区被用作废弃实验室设备和材料的倾倒场。美国环境保护署对此发布消息称，德特里克堡附近土壤中确实普遍发现了有毒物质，其中最多的是三氯乙烯（TCE）和全氯乙烯（PCE），两者均是已知的致癌物。除去土壤中有污染物，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地下水中也含有上述两种致癌物，如1992年马里兰州政府官员在B区外四户人家的饮用水中测出了高于正常值的TCE。
在搜集到相关证据后，怀特在2010年联合德特里克堡周边100余位居民发起联合诉讼，要求联邦政府赔偿因德特里克堡污染物泄漏而健康受损的民众。
然而，马里兰州的地方法院于2016年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称法院无权管辖此案，而在2017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也表示不会复审此案，此事遂不了了之，“折寿”的居民及其家人无处申冤。
今年3月，曾于1995年至1998年担任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主任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在《城市日报》（City Journal）上联合署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实验室管理不善的问题，包括缺乏资金、不受五角大楼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人心涣散等。
2016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关于军事生物研究企业的审计报告也指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些实验室存在“使用未经验证的研究方案，缺少定期的检查、甚至是不被检查，有明显的但未被国防部纠正的缺陷和漏洞”等问题。
上海人守护的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