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孩子，读书实在读得太苦了！　在今年的上海“两会”现场上，中小学生减负，成为广受关注、议论颇多的民生话题之一。

　　可是，国人重教文化由来已久，优质教育资源又是公认的“刚需”，在此背景下谈学生减负，并不容易。从参加上海“两会”的代表、委员，到场外的家长、一线教师、专家学者，大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小学生的减负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外有压力，内有阻力，只有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孩子身上过于沉重的课业负担，才有可能缓解。

　　家长对减负既想叫好又有后怕

　　今年上海“两会”会场上，减负话题一石激起千层浪。殊不知，会场外，还未放寒假的中小学生们，都开始纷纷走进培训班。

　　上周日晚临近9点，记者在沪上某家以全学科辅导著称的培训机构看到，很多年幼的孩子背着比自己大一号的书包进出，小脸上都挂着“疲惫”二字。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说，他们去年买下了连续3年的英语学科一对一辅导课程，一次性付掉了超过12万元。这名家长还说，一学期总计180个课时，每周日，孩子吃好晚饭就要来上3课时、共2小时的课，家长只得陪着。

　　在实地采访中，记者获悉，这家培训机构目前根本没有开设针对小学低学段的课程，如果家长和孩子非要报名，就按照高学段的价格收取费用。“学校里老师上课讲得比较简单，我们觉得这样的要求根本不够，只好来上培训班。”一位家长说。

　　“说实话，一听到减负，我们家长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矛盾的，既想叫好，又有些后怕。”在接受采访时，另一位小学生家长直陈，目前很多公办学校已经在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规定，这直接导致一个情况:本来可以在学校课堂上讲或是面向一部分学有余力学生的知识点，因为减负被压缩了。“下游学校在拼命减负，上游学校却为了选拔，考试难度没有减———这个根本的问题不改，家长就不敢让孩子减负。”这位家长直言，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学习上是否有潜力，有没有能力进入好学校———这些本可通过学校教育分层来解决的问题，现在却都要拐个弯，到培训机构寻求答案。

　　“重复学、提前学，孩子学得太苦，并非教育部门一家出了问题。”在市人大代表、上海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看来，家长们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价值诉求，并给教育赋予了功利化的价值，认为上好学校、考好大学就等同于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带给孩子的负担，不及家长的焦虑带给孩子的压力大。

　　杨振峰看来，大部分家长还没有告别物质缺乏带来的紧迫感和焦虑感。实际上，按照国际惯例，我国高等教育即将步入普及化水平，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要提升社会责任感等其他核心素养。“很多孩子被迫牺牲了童年的快乐去搏升学未必划算，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繁重的补课换取的文凭究竟能否让孩子在社会立足，这一点上早已与过去不同。”

　　在不少一线教育工作者看来，传统文化背景、家长对于升学和育人的理解误区、社会对于人才发展的导向等，都成为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

　　总之，减负，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结。

　　要在源头加强管理，为低学龄段孩子建立保护墙

　　而今，解决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之所以显得尤为棘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总有一只只“看不见的手”，还在不断把水搅浑，拼命地打上“新结”。

　　“为什么这么多家长要把孩子送去补课，甚至连培训班报不上名都焦虑万分?　很多培训机构都充当了故意制造焦虑、煽动升学焦虑的角色。”沪上一中心城区的教育局负责人谈及，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多家长和一线教师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而不少培训机构惯用的手法就是，通过自媒体或者对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断章取义，拼命鼓吹“提前学”、散布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升学状况，从而吸引更多孩子上培训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北京发布新中考改革政策后，才过了一天，就有培训机构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鼓动上海本地的家长先下手为强，对照北京方案早做准备。”

　　还有一些培训机构则通过公布各区域学校的学生升学比例、具体流向及学校排名等方式，给家长造成心理暗示，必须加足马力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无疑，这种升学紧张氛围的营造，最终迫使很多家长不明就里，把孩子送去补课培训。

　　根据中国教育学会日前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2016年我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超8000亿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70%。

　　“目前的社会培训机构鱼龙混杂，很多不具备资质的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情绪，在孩子身上牟利，培训的对象越来越小，这一点从早教机构市场的繁荣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了。”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直言，必须要像管食品安全一样，把孩子减负的问题管起来，要设立行业准入门槛，要对机构的资质以及对幼儿开展培训的内容等进行审核、备案———要在源头加强管理，为幼儿园和小学等低学龄段的孩子建立一道保护墙。

　　“不能让身心发育还未成熟的青少年儿童过早地承受他们这个年龄段无法承受的负担和压力。”杨雄看得真切，很多家长一面抱怨孩子负担重，一面拼命送孩子上辅导班，“打个比方，就像到球场里面去看球，前面的观众一站起来，后面的观众也跟着站起来———结果谁都没看清，场面一片混乱。”

　　二孩时代将至，再不抓住机遇减负就真晚了

　　谈到减负，静安大宁国际小学校长徐晓唯也很无奈。她告诉记者，时下，在零起点、等第制等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下，小学带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并不重。但现在，有的孩子还是学得很苦，这都是因为周末本应该属于休息调整的时间，反而用在补课上。

　　如何从源头上给孩子们的学业减负?　杨雄认为，必须出台分层、分类、分步措施，实现精准减负。比如，上海可以在考试招生制度上有所突破，可以通过命题方式、招考方式的变革，引导学生更重视综合能力的养成。“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未来几年我们将迎来一个入学小高峰，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较现在或许不是减轻，而是加重。所以切实给中小学生减负，必须抓住眼前的机遇，出台有效的举措。”

　　事实上，只要有学习就有课业，有课业就会产生一定的负担。华东师范大学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度的课业负担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是必需的，但超过这个度，学习的边际效应会递减。所以，对家长来说，还要记住超过了一定的度，同样会产生“熟能生厌”“熟能生笨”的后果。同样，补课也是如此，对于好学生和学困生来说，补课对学业提升的效果非常小，只有对那些中等生来说，才会产生较好效果。

　　华东师大启动的另一项大规模调查也显示，全国有70%以上的学生在补课———这样的补课范围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调查发现，这些补课的学生中只有15%是老师建议补课的，还有30%是学生自己要求补课的，其它的都是在家长要求下补课的。专家认为，对于学生是否需要补课，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由教师的专业意见决定，而不应该是家长跟风来决定学生是否上辅导班。

　　减负切忌“一刀切”，须在增效上做文章

　　曹杨中学校长杨琳认为，提减负先要正确理解“负”是什么。在她看来，“负”应该是“不必要的课业负担”，也就是那些重复的、无效的、妨碍学生健康发展的课业负担，所以当我们呼吁减负时，切忌走入盲目“一刀切”的误区，必须明确的是，“减负是为了增效”。

　　杨琳提到，孩子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常常“不知疲惫”，所以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为学生减负的第一步，是挖掘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学科领域，进而搭建更多平台，满足其个性发展需求。在高中，有一些学习比较困难的孩子，减负难道就是放任他们不管吗?　自然不是，帮助这些孩子克服学业困难，并找到他们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做法。她一再强调:“减负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要盲目砍掉什么，找到个人的兴趣、特长所在，提高学习效率，这才是减负的意义。”

　　“现在一听说学校给学生减负，家长的怒气就来了，很多家长认为学校减负就是减课时，就是老师不负责任———这个错误的观念一定要改过来。”沪上一所高中的校长直言，公众对于减负的错误观念是时候要纠偏了。在他看来，要让家长从内心接受减负，学校教育必须要在增效上做文章。比如，要提高教师的授课、命题以及运用新技术增进教学效果等多方面的能力。